機場

雖然我是個不愛動的人，但這些年來因為唸書、工作、旅行，常常出國，常常在機場度過些時間。機場對我來說，是一個神奇的空間，在那個既非國內意義也非國外意義的生存空間裡，我們沒有辦法作別的事情，只能等著被轉化為另一種狀態。我們等著去遠方，等著歸鄉，等著所愛的人，等著被所愛的人等待。

離開，是為了再回來。

生命就是必須有這樣一個出口，讓你擱置下來，逃到另一個空間。因而，我們到了機場，上了飛機，幾個小時後，試著忘記自己原有的生命，闖入別人的家鄉，窺看別人的生活，在每一個對他們來說平凡無奇的巷弄裡拼命按著快門。

機場是具有救贖力量的地域。

Gadamer:「人類種族不自己消滅自己的機會很小」

對於那些樂觀地說出「我相信能有一個更好的未來」的人們，我總是佩服他們的勇氣、自信。我自己多年閱讀歷史的過程中，發現歷史充斥著人類的愚昧，而幾乎所有影響人類命運的歷史事件，都來自於人類的愚蠢，這些愚蠢也許來自無知、來自偶然、來自「走上一條再也無法回頭的路了」的那種無奈，然而我們必須將自身的命運交由愚蠢決定，並且那些掌握權柄者，常常也不是什麼大智慧者，而是歷史機緣將他們推向權力高峰。因此，人類世界幾乎只能說是偶然而好運地延續至今日。

哲學家Hans-Georg Gadamer說過，他自己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他說：「對未來的思考儘管現在還不能作最終地思考，但一旦我們考慮到人手中那麼大的破壞能力，人類種族不自己消滅自己的機會就很小。」（洪漢鼎著，《當代哲學詮釋學導論》，五南出版，p. 11）身為一個精通各種西歐語言的哲學家，閱讀過無數西方世界經典，熟悉人類精神文明發展，Gadamer最終作出了這樣悲觀主義的宣稱。而我們憑著甚麼，能做出樂觀的宣稱？

隱居在首爾

這次去韓國，找一位非常熟的朋友。我們都對德國思想非常感興趣，因此，也常談起閱讀得奪思想的心得與領悟。這次，不知為什麼，就想要去韓國走走，看看他。

冬天的韓國，非常乾淨、透徹，在巷子裡漫步，毫無目的，很輕鬆。我慢慢在宏益大學附近看著風景，這座幾年前已經來過的城市，依然有著迷人的風味，一直在變化著，卻有總是保留著某些不會變的東西，靜謐地發出著光芒。

一條平凡的巷子，或者，在郊外車站的一個小小的咖啡館，陽光自玻璃窗透入，服務生專心做著義式咖啡，只有機器的聲音與濃厚的氣味。

一個人的旅行，一個人的沈澱，也許是一種人類學的通過儀式。人類學家Turner的理論說著：

特納藉由探索阿諾·范·基尼（Arnold van Gennep）的通過儀式的三階段結構，並且擴展對於中介階段（liminality）的理論，而聲名大噪。范·基尼的結構包括一個前中介階段（分離）、一個中介階段（轉型）與一個後中介階段（重新整合）。特納注意到，在中介狀態，兩個階段間的過渡狀態，個人是處在"模稜兩可"狀態：他們不屬於他們先前所處社會的一部分，而且尚未被重新整合進入該社會。中介狀態是一個中間過渡階段，一個模稜兩可的時期，其特色是謙卑、隱居、測試、性別模糊與集體中介性（communitas）。集體中介性被定義為一個非結構化社會，其中所有成員都是平等的。（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6%AD%E7%89%B9%C2%B7%E7%89%B9%E7%B4%8D）

我在首爾經歷了這樣的通過儀式。我在那裡曖昧著，以重新回到台灣社會，再被結構化。也許重點並非首爾，而是一個「非台灣」，一個我能夠脫離結構，進入「謙卑、隱居、測試、性別模糊與集體中介性」之處。

十年後依然愛你

過年除了工作，餘下非常零碎的時間可以自己運用，書也讀不下，就看了一部日劇「十年後依然愛你」。

劇情簡單，一個男子與女子相愛，結婚，十年後，兩人都不再愛對方了，為對方都帶來痛苦。於是男子回到了過去，阻止兩人相愛，以阻止未來將產生的不幸與痛苦。（由笑得極為甜美的上戶彩飾演女主角 :D)

而問題是簡單的：如果你知道了，十年後妳與他不會有好的結果，今天，妳還是會愛上他嗎？妳還是要投身其中，即使未來將遇到巨大無比的痛楚嗎？妳願意對抗命運嗎，或者，服從命運？

愛情總是帶給人快樂，但是，伴隨著而來的，幾乎都是巨大的痛苦。無數偉大的文學作品都描述著這個難題，我們要愛，或者要痛苦？我們能躲開，或者能面對？我們如何處理愛情的巨大力量？我常想，愛情也許是一道套餐，妳點了一項主菜，但並不是所有副菜、副餐妳都喜歡，但還是呈現在妳面前，有時妳選擇不吃，有時妳硬著頭皮吃了。然而供餐方要配什麼菜給妳，妳無法決定。

愛嗎？即使會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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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還是得讀的

有一次，與一個相識的老師聊起某一位學長，那位學長作博士論文非常認真，前後花了非常多年，也很用心蒐集資料，不過後來的成果並不十分好。這位老師說，那個學長作論文時，對自己的要求實在太高。他認為，博士只是學術生涯中的一個階段，不應該是最高峰或甚至是終點，所以很少有人博士論文會是甚麼成名鉅作，一般說來大概合乎學術規範，證明自己有掌握這個領域研究成果的能力，並能與這個領域的研究成果對話上就可以了。

也許這是正確的態度吧，不過我輩念人文學的，實在很容易一頭投入就無法自拔，然後大好青春就這樣皓首窮經下去。有時候也不是太過認真，對自我的要求太高，有時僅僅是因為路上的風景太過迷人，我們邊走邊玩，就這樣耽誤了時間。我自己的博士論文也寫了多年，其實也沒有寫出什麼好東西，大概就是把自己看過的書跟文章整理了整理，說些自己的觀點，很難說對學界有甚貢獻；然而問題就在我實在太熱愛讀這個領域的文獻，而思想史幾千年來的累積成果，也確是讓人眼花撩亂，讀之不盡，加上我這個人毫無自制力，容易分心，也缺乏恆心，就這樣不斷賞玩各個學者、各種理論，從各種不同角度觀看世界，好多年就這樣過去了。

畢業已經好幾年，最近重新回去讀讀自碩士班、博士班以來所蒐集的文獻資料，很多再讀一次都仍然覺得興味十足，雖然寫作的熱忱沒有那個高了，但是讀起書來，倒還是興奮。驚訝地是，好多書明明當年都讀過，論文裡也認真地討論過，但是再讀一次，都是全新的體會；那些書旁註記的閱讀意見，怎麼看都不像我自己寫的東西。回頭看看這些年整理出的資料，那些三度赴德買回的書籍，大概我再花幾十年都念不完這些東西吧。

論文寫是寫完了，然而讀書還是得慢慢讀下去。想想買書還真是挺好的投資，不過一點小錢，就能殺你幾十年時間。

德國哲學

閱讀德國哲學是一件神妙的體驗。我當碩士生時，因為偶然原因開始讀德國哲學，更確切地說，是德意志觀念論，從此著迷於其中不能自拔。某種意義上德國觀念論其實影響了我的人生觀、思考方式，甚至後來的人生道路。我最詫異的不是那些觀念論的思想家們提出了那麼多的理論、寫了那麼多作品，而是那麼多的天才都集中在同一個時期創作，如同希臘時期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也許真的像雅思培斯說的，總是有決定著人類命運的軸心時代。

康德在1781年出版了《純粹理性批判》，其後黑格爾不斷出版著作，持續與康德對話，在康德逝世那一年(1804)，黑格爾完成其耶拿著作，他的精神哲學成熟，加上費希特、謝林、費爾巴哈，最後馬克思在1844年寫下《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同年祁克果針對觀念論的反思，出版了《恐懼的概念》(Begrebet Angest)一書。短短六十三年之間，天才輩出。後來的歐洲大陸，似乎都只能追尋著這段時期的精神，包括存在主義、現象學等思潮發展，都不能自免於觀念論所立下的問題意識及討論內容。研究思想史的人都不能不問，不能不詫異：這六十三年間的思想發展，究竟如何可能的？回頭去看亞斯培斯對軸心時代的說法：「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產生的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並被這一時期重新燃起火焰。」（from《歷史的起源與目標》）我們似乎不得不承認，康德到馬克思這一時期，存在這一種不斷燃起當代火焰的思想能力。

要解答這個何以觀念論時代具有這種力量的問題，我讀過的文獻裡，以慕尼黑大學哲學系教授Dieter Henrich的《康德與黑格爾之間》（彭文本譯，商周出版）做了最好的回答。既深入，又從整體角度勾勒出清楚的思想輪廓，以及哲學家之間對話關係。非常值得一讀。

民主，與自由意志

最近選舉終於落幕，我們見到成千上萬台商、僑胞紛紛趕回投票，很多遠居外地的學子、朋友也都返回故鄉，投下決定台灣未來的一票。許多人稱，他們對於台灣的未來有一份責任，他們必須憑著自己的一票發出聲音。一位大陸朋友問我台灣未來將如何，其實我並不清楚，我身邊的朋友們能夠自信地說出台灣之命運的，一個都沒有。看著台灣的民主化過程，首先浮現在我腦海裡的是一個德國哲學家康德在幾百年前提出的疑問: Wie ist es aber möglich eine Geschichte in ein Vernunftsystem zu bringen, welches Ableitung des Zufälligen aus einem Princip und Eintheilung erfordert。他問處在各種偶然性之中的世界，如何能夠以理性的方式運作?

這個問題不正是我們看台灣民主化發展時的疑問嗎?我們似乎見到各種衝撞，各種偶然，各種不可思議，然而，一次又一次第，台灣的民主卻竟然挺了過來，也愈來愈成熟了。這次的總統加立委大選，翻了一下各國媒體，幾乎都是讚揚台灣作為一個成熟的新民主國家，已經有能力把民主規則實踐的極為順利，我認識的一個記者甚至對我說在某些層面上她認為台灣的這次選舉甚至也有值得美國借鏡處。我們中的許多人覺得台灣的民主化最終會失敗(如同某些第三世界的新興民主)，中共也稱台灣的民主並不可取(成龍甚至稱台灣民主為笑話)，然而我們走過來了，一次比一次成熟。似乎，有某種理性原則，引領著我們的政治發展。

康德將哲學史發展分為三階段:獨斷論，到懷疑論，再到批判哲學，也就是理性。我們的民主，其實也可以套用在這上面。從獨斷的政治統治，到懷疑階段，而我們終於要進入既能體現普遍價值，又體現台灣特殊，以理性方式發展的政治型態。在「純粹理性批判」(B503)中康德這麼說:

"Heute würde es ihm überzeugend vorkommen, der menschliche Wille sei frei; morgen, wenn er die unauflösliche Naturkette in Betrachtung zöge, würde er dafür halten, die Freiheit sei nichts als Selbsttäuschung, und alles sei bloß Natur."

也許，我們都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決定了，早已經被決定的台灣民主。自然，有其意志，我們沒有辦法預測未來，所能做的只是在這個民主體中，遵循著理性的法則前進著。

後形上學的民主

我觀察這次的選舉，感覺有一點與以往不同的，就是身邊很多年輕學弟妹們，被困在顏色政治的情形變少了。很多人不再（或者從未）根深蒂固地將自己認同於某種顏色，大概是對於政治失望的極點之後的一種反應，我認為這種反應在民主政治中是健康的，即便可能導致某種政治冷漠狀態。

我這一輩的人在黨國教育中長大，在讀書時經歷了國會改革、總統直選、民主化運動、政黨輪替、政黨再輪替等等台灣歷史中值得大書特書的事件，而在這些事件中，我輩年輕學子很容易親向民進黨的政治立場，然而這民主過程伴隨著阿扁上台下台逐漸走上岔路，很多人卻再也沒有辦法走回來，只好一次一次地含淚投票。當然，很多原來支持國民黨的人，即使國民黨走的方向已經背離他們的期待，他們還是投給了國民黨。不管是什麼顏色都會發生這種事，很多人不再相信，卻只能含淚投票，我認為，因為他們仍然困在某種本質主義的政治想像中。所謂本質主義的政治我將之理解為堅守於某種政治意識形態中，而成為某種投票時本質主義者，也就是所有的討論與立場都必須在這種「本質」之中。你可以對於教育、國防、兩岸、勞動等政策有某種特定立場，但是前提是，在投票時，你會支持某個顏色的政黨，雖然你覺得他們的某些立場與你相違。這就是某種本質主義式的投票，這種本質主義太過強大，以至於常常有這種荒謬神奇的和解情形：左派與右派都能在統派或獨派的共同背景中取得和解。

所以本質主義政治有害於更細緻的政策討論，也就是立場優先於立論。不過這些年來某種非本質主義的政治態度逐漸生成，不是一味排斥什麼也不一味接受什麼，有時甚至帶著犬儒意味。這種立場的游動，甚符合激進哲學中談的主體位置的浮動變化。Laclau與Mouffe就引述了Saussure的結構主義式語言符號學來描述這種位置的變動。對Saussure來說沒有什麼絕對的語言，一切語言都是被結構化的語言，而語言中的要素（如字詞）必須在結構中才能生效，簡單說是關係、系統與差異才建立了某種價值，沒有什麼絕對項(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p. 120)。

放到意識形態分析中：沒有什麼絕對的光譜位置，你與我的或藍或綠或橘或黃身份，都只是事後的建構，是在社會系統中被給出的。我們永遠可以跳脫這種意識形態結構，重新再結構化，重新檢視當下的政治圖景，並再接合自己的認同身份。我認為我們應當「造反」，以抗當下的系統運作方式，不要接受現在人家畫好的顏色政治選項，放棄統獨前提，而從其他的要素（例如階級、性別等等）考量自己的政治立場，事實上這在今日三票選舉中也提供相當大的可能性。也許從今日選舉裡，我們可以見到一個「後形上學」時代已經來臨。

Raymond Carver

Im Leben gibt es viele unerträglichen Grausamkeiten.  Man glaubt deswegen, Leben sei schwierig. Raymond Carver erzählt die traurige Geschichte in einer "es-ist-mir-scheißegal" Tone. Manchmal ist es leichtsinnig, manchmal ist es lächerlich, manchmal ist es ganz gewöhnlich. 

Wenn ich sein Roman gelesen habe, konnte ich bloß Einsamkeit fühlen, z.B. sein "When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 stories." Jede Geschichte im Roman erinnert mich daran, wie schwer unser Leben sein kann. Die Untreue, die die Qual, usw. 

Wenn wir uns in einem tristen Zustand befinden, finde ich es nutzlich, Carver zu lesen. Denn Carvers Romanfigur lässt sich fühlen, dass wir nicht die einzigen jämmerlichen Menschen sind.